自从西医传入中国以来，围绕中医是否科学及中医的存废问题曾发生几次大的辩论。其实，人们对于中医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了解。当然，这也与中医药学说存在某些局限性、不具有现代科学特征有很大的关系。
中医与西医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西医是一门实验科学，西医与西药是分离的，西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药的发展，西药的发展则离不开动物实验。
另一方面，西医治病主要是针对症状。症状是一种局部表现，是完全可以用动物实验加以模拟的。因此，动物实验对于西医而言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中医则不然。中药与中医是不能分离的。中医是在临床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中药是古代医家在自己和患者身上直接试验出来的。不从临床实践着手，而借助于动物实验，就背离了它的本来面目。
而且，中医治病主要是针对“证候”，证候是人体的一种整体功能状态，不论用什么方法和什么动物绝对不可能造出与人体具有同一性的证候。除了药物毒性实验不得不借助动物实验以外，其他问题借助动物实验也许完全是南辕北辙。因此，按照西医的标准衡量中医，用发展西医的模式发展中医，不是正确的道路。
然而，长期以来，某些中医教学和科研在“西化”的道路上愈走愈远。除了动物实验以外，还有所谓“组分配伍规律研究”，完全是按照西医的思路，因为西药是合成的，其功能完全由其成分所决定。
可是中药是天然的，其功能由“四气五味”所决定。“四气五味”是一种整体性质，是各种成分协同作用的结果，每一种成分都是不可或缺的，这就如同人体各个组成部分，谁能说哪些部分是多余的？
而且，按照中医理论，药的四气（寒热温凉）和五味（酸苦甘辛咸）分别与病性（寒热湿燥火）和病位（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多种药同锅煎熬、相互作用，还将产生新的物质，绝非原来那些成分。因此，原成分和所产生的新物质成分的排列组合是一个天文数字，难从完全搞清楚。
再者，中医治病的总原则在于通过药物或其他手段对阴阳进行调理使之达于相对的平衡，所以在临床上，阳盛用滋阴药，阴盛用助阳药，以泻其有余；阳虚用助阳药，阴虚用滋阴药，以补其不足。而阳盛生外热，阴盛生内寒，阳虚生外寒，阴虚生内热，所以药的寒热温凉就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
故而中医考虑“四气五味”，而不考虑每一种药的具体成分。因此，此类研究和动物实验一样，与中医的初衷南辕北辙。
2003至2006年，笔者曾作为国家基金委中医药重大研究计划终审专家组成员，期间接触许多项目都属于此类情况，从根本上讲思想方法存在错误。导致许多科研经费浪费在诸如上述脱离中医实际、违背中医发展规律的一类研究上，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也因为学不到真本事而叫苦不迭。长此下去，必将危及中医学术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