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
中医学具有科学与人文双重属性已成为学术界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是对二者主辅轻重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仍多有歧义。当前对这一问题认识偏差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医学科学与人文成分的实际比重和主辅关系，而是学界和舆论界普遍存在的对中医人文属性的过分夸大，很多人都热衷于从哲学人文的层面上谈论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人甚至认为中医学以人文属性为主，从根本上颠倒了中医学科学与人文的主辅关系，这显然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中医学是古人在与疾病长期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一门医学科学和防病治病技术，中医学在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在提炼升华到理论的过程中借用了大量的古代哲学思想如阴阳五行学说等，同时吸纳了儒、释、道等传统文化的精华，借用和吸纳哲学文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阐明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是为防治疾病服务的，它们起的是工具和符号的作用，是从属的和辅助的。医学科学才是中医学的本质和主流，中医学的真正的生命力就在于其真实而丰富的科学内涵、完整系统的学术体系、具体而实际的诊疗方法，特别是独特真实的临床疗效。
清代医学家周佛海曾断言：“宋以后医书，唯医案最好看，不似注释古书之多穿凿也。”章太炎先生也指出：“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的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循，循此钻研，事半功倍。”因为医案是医生诊疗的真实记录，极少人文色彩，所以医案也最具有科学实用价值，临床所见，这些论述确是经验之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真切反映了中医学真实的科学内涵。
对于中医学科学和人文的属性关系，古今医家也都有明确认识与阐述，如对于传统文化代表儒学与中医的关系，明代徐春甫在《古今医统》中就指出：“医术比之儒术，固其次也。然动关性命，非谓等闲……儒识礼义，医知损益。礼义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损益之不分，害生民之命。”在这里是将儒医分开的，明确指出医术才是事关生民之命的核心和关键。
科学不等于真理，但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我们要遵循科学的理念、科学的方法，特别是遵循科学的规律。我们首先应该肯定中医学的科学本质，摆正中医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我们既要肯定优秀的中华文化对中医学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更要理直气壮地唱响中医科学的主旋律，我们不但要办好中医文化大讲堂，更要办好中医科技大讲堂，让中医科学的理念融入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应当真正从科技层面上去研究和探索中医防病治病的基本规律，认真学习继承古人防病治病的经验，进行深入系统的自身挖掘性和对比性研究，适当淡化其人文色彩，凝练科学主题，充分认识中医学的优势和不足，不断融进现代科学理念，使中医理论更加完善，使中医诊疗更切合实用，从而真正提高中医在疾病防治中的贡献度，以适应人民卫生健康事业对中医学的迫切需求。
中医与西医
多年来，国内一些从事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一直在关注和进行中西医对比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关中西医各自的特质和二者关系的论点，这其中最重要和论述最多的论点如中医是系统论、西医是还原论；中医是形而上之医道、西医是形而下之医术等。有人甚至称：“中医为‘和人’之道，而不是‘斗病’之学……中医不是直接治病的，中医和于人，而病自治……所以中医不只是治病的医学，而主要是和人的医道。”还有人论断：“中华医道与中华文化是求本索源，西医学包括西方哲学是舍本逐末”。
这些论点如果从纯方法学理论角度上去看有些提法也许并没有错，但是如果深入到中西医学的临床实践之中，我们就会感到这些提法是难以令人苟同的。其片面性、局限性及严重的认识误区是显而易见的，这也使我们真切地认识到中西医特别是中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临床医学，没有长期的临床实践在当前甚至没有进行过系统的专业研究都不可能真正了解其科学全貌，更别说从总体上去进行判断。
翻开中西医发展的历史，走进中西医的医疗实践，我们会看到中医和西医都是在人类同疾病斗争的实践中产生的，中西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对疾病防治的总体理念，连许多具体的诊疗思路和方法都是相近的、相同的。在中西医学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解剖学概念、器官概念、数量概念、疾病防控概念等最基本的医学元素，中医望闻问切、西医视触叩听更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中西医都是“斗病”之学，病去人才能“和”，因此也都是“和人”之道。
中西医对许多疾病的认识都具有很强的对应性，如消渴与糖尿病，胸痹与冠心病，腹水与臌胀，哮喘与喘息性支气管炎，腹泻与肠炎，痢疾与菌痢等等。无论对发病学规律的认识和诊疗方法的实施都有着广泛的趋同性，如中医清除湿热毒邪，西医消灭病毒细菌；中医止痛用缓急法，西医止痛用解痉药；西医治肠炎，中医止腹泻；西医抗凝溶栓，中医活血通络。这些看似不同的治疗方法和途径，却可能会有大致相同的效果体现，说明其背后的医理、药理等疗效学基础可能也是大致趋同的。
中医和西医是我国医学科学战线上的同盟军，中西医针对着相同的客体和目标承担共同的使命，在科学阵营中二者有着最为亲近的学术亲缘关系。中西医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联合胜于单用，互补胜于竞争已被我国几十年来的医疗实践所证实。特别是当前疾病谱发生变化、生活方式病日渐增多、亚健康状态普遍存在、重大传染病防控任务艰巨等现实都需要中西医紧密合作，取长补短，补充完善，而不是互相对立和排斥，从而更好地共同应对21世纪的医学挑战，使中医和西医在联合中共同完善，在交融中各放异彩。
继承与创新
继承与创新是中医学术发展的永恒主题。只有继承才能打牢中医理论的根基，而只有创新才能保持中医学术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继承是创新的源头，而创新则是继承的动力。
所谓继承，并不是对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思维模式、诊疗模式、诊疗方法、诊疗经验等内容的简单学习和接受，而是一个完整而有序的过程，除学习和接受外，还应当包括思考和领悟、归纳和梳理、消化和吸收、应用和验证、提炼和升华、优化与重组等。只有经过这一过程，才算是对中医学术真正意义上的继承。王永炎院士曾说：“学术思想应该是学者高层次的学术成就，是长期锲而不舍坚持‘读经典，做临床’，在取得若干鲜活诊疗经验的基础上凝聚的学术闪光点与提炼的思想精华，其中蕴含着创新思维和创新成果，”这句话高度精辟地概括了中医学术继承的全部内涵及与创新的关系。
继承的目的是创新，而创新的目的是产生新理论、新思维、新方法。创新应坚持在继承基础上创新的原则，创新的首要任务是理论创新，就是在深层次挖掘中医理论科学内涵的基础上，根据疾病谱变化和治疗目标转换的现实，不断融入现代科学理念，当前主要应该探索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在发生学上的相关性、相近性、对应性及背离性等内在联系，为用中医理论指导现代医学疾病防治找到或建立更多的理论支撑点，也许这才是中医理论创新真正的突破口。没有理论的创新，中医学术进步就是一句空话。
在理论创新的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中医诊疗模式，调整更新诊疗思路，创建新的诊疗方法，创立新的组方，研制新的药物，创制新的剂型等。没有方法学的创新和突破，所谓创新也就成为空中楼阁。
对于继承和创新的过程和关系，王永炎院士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和概括：“博览群书的目的在于朔本求源，在于继承，在于古为今用，但最终的归宿要体现学术的创新，要认真继承中医经典理论与临床诊疗经验，敢于质疑而后验证，诠释进而创新。经典读通了，读懂了，诠证创新自然寓于继承之中，进而才是中医现代化的实施。”可谓中肯之言。
明确继承和创新的实质和二者之间的关系，才会使我们端正中医学术研究的方向，调整研究思路，也才能真正促进中医学术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