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的积累、传承和发展与西方医学的覆盖、更新、发展道路不同。从古希腊、古罗马医学的消失，我们是否能从中得到一点警示：中国医学还得按自身的发展规律走自己的路。我们这一代人只能为中医学大厦添砖加瓦，不能拆砖卸瓦，更不能偷梁换柱。既不能用硬方法摧毁，也不能用软方法戏说。我们有责任用心仔细地爱护它，保护它，传承它，发展它。
中医学是古老的传统医学，而在世界医学史上，古老传统医学却不仅仅只有中医学。要深入地研究中国固有的传统医学，我们还应当从世界古代医学史的高度审视中医学，从中国医学发展史的角度思考中医学的现状与未来。了解世界古代医学的发生、发展与没落，这对我们深入地思考中国固有的本土医学的过去、现状与未来，当不无启发。
世界古医学的同源性
人类在各个不同地域和环境下，孕育出各有特点的医学，但在认识对象、认识方法、基本性质和任务，尤其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精神方面，却有着明显共性或同源的痕迹。人类祖先尽管经历过数次大迁徙，但通过共同记忆的传承，使早期人类在面对饥饿、伤害、温疫、产育等不可避免的共同困境时，曾经共同具有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人类早期的原始医疗行为具有一定的共性。包括地球上不同地域生存的人群对伤痛、疾病的观察方法、对病痛的治疗方法及所使用的药物具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同时，关于医疗行为的具体思考方式，以及医疗行为经验的积累与系统化方式等方面也都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早期人类都曾实施过外科手术，都曾有过把人类疾病产生的原因归咎于非自然因素的阶段，都曾运用过信仰鬼神和符咒治病的方法。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包括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巴比伦）、古印度、中国古代以及世界各地的古代医学都无一例外地使用草药（含动物药与金石药）。人类运用草药治病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13000至25000年。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早期人类都曾运用过按摩的方法与火疗的方法，几乎都使用泻下的方法、利尿的方法、发汗的方法、放血的疗法、灌肠的方法以及吐法，都注意到人体生理与发病同大宇宙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医学知识系统化、理论化的过程中，几乎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观察、分析、推理、联想、类比等方法。
在早期医学发展的道路上，美索不达米亚（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与中国古代医学之间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
世界古医学勾沉
6000多年前古埃及己经出现了早期的医学文化，公元前2000年前的古埃及医学文献纸草文记载医生诊病时，为病人把脉、查体。纸草文记载了治疗各种疾病的药方近1000多种。药物的制剂也是多种多样，如丸剂、栓剂、吐剂、灌肠剂、糊剂和软膏等药物。纸草文还记载了金属器械烧红用以止血的方法，如“用刀割后用火烧灼，如此便不至流血过多”。
自然科学史研究认为，大约公元前4000年，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系统性的医学思想；随着历史的变迁，在这个地方相继产生了巴比伦-亚述医学，逐渐地建立了天人一体的观念。出土的楔文陶片中记载了常用草药，包括各种植物的果实、叶、花、皮、根等，如藕、橄榄、月桂、桃金娘、鸡尾兰、大蒜等。制剂也有多种，如丸、散、灌肠剂等，另外，按摩也是常用的治疗方法。
在古印度最早的医学文献《阿闼婆吠陀》中，记载有77种疾病以及草药知识。《阿育吠陀》是以公元前2000年的古代药草实践为基础并与源于公元前400年的佛教思想、理论与概念形成的，记载了关于疾病的检查、诊断、治疗及预后的详情，记载的药物有1000余种。《遮罗迦集》也记载了1000多种草药和少数矿物及动物药品。公元10世纪之后，外族人入侵，数世纪的印度文化被破坏，医学书藉被毁，印度古典文明开始衰落。
古希腊人吸收了美索不达米亚与古埃及等当时地中海沿岸各民族哲学与医学知识与自身固有医学融合，从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古希腊医学。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360年）是希腊医学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古代医学》中可以看到他的关于人体与疾病的整体观念。古希腊医学在公元前4世纪以后，逐渐走向衰落。
罗马帝国在中国古文献中，称其为“大秦”，又称“犁鞬”。公元97年，东汉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使者至汉朝。公元1世纪，当中国出现《神农本草经》时，古希腊-古罗马产生了《药物论》，这是西方现存最早的草药志。《药物论》详细记录了约五百种药用植物,详细记述其毒性与使用药方。
当中国东汉末年的张仲景正在撰写《伤寒杂病论》时，古罗马的盖伦正在通过解剖动物，来推测人体的结构并努力寻找与结构相应的功能。盖伦撰著的《论单味药的性质和功能》收录了347种药物。他自己配制丸剂、散剂、硬膏剂、浸剂、煎剂、酊剂、洗剂等各种剂型的制剂。盖伦去世之后，从公元2世纪开始，盖伦医学思想影响了整个欧洲中世纪1000多年。直到18世纪末，盖伦的著述仍是医生参考书。
自公元1300年到公元1650年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彻底地改变了欧洲文化，并以影响深远的和永恒的方式产生了现代世界”。关于宇宙、天体与地球运动的研究，开创了全新的思维，改变了对人体结构认识的旧观念。近代以来，西方医学是指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兴起的医学，它是伴随着近代欧洲工业革命，依托着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从16世纪开始到19世纪，逐渐发展形成的与古希腊、古罗马医学完全不同的近代欧洲医学。公元1543年，比利时医学家维萨里通过直接解剖，撰著《人体之结构》,令人信服地指出了盖伦人体解剖学中的错误，彻底动摇了1300多年来盖伦在医学界的地位。哈维的解剖学成就成为西方近代医学潮流的转折点，从而“推毁了陈旧而顽固的盖伦概念”。
自16世纪以后，西方医学走向重大变革。由盖伦以前的医生或研究者与盖伦所建立起来的，以古希腊整体医学为代表的古代西方医学的大厦，被后来者，一块砖一块砖，一根梁一根梁地拆除，最后，彻底地推倒了古代西方医学的大厦。于是在古希腊医学大厦的废墟上，又重新打基础，用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在那个废墟之上重新建造起全新的近代医学大厦。
中国本土医学追溯
在古代中国，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裴李岗文化、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并接受了它的洗礼，加速了前进的步伐。他们穿越了上古祖先有巢氏、遂人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与尧、舜、禹时代的漫长时空，使得体外进化与精神进化得到空前的进步。先民在掌握稼穑技能的过程中，已经逐步掌握了以草药为代表的常用药物知识与基本的医疗自救技能，通过结绳文和口耳相传，代代记忆。
公元前16～前10世纪在中国的商代和西周早期，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已经有了关于疾病记载，据李宗焜先生考证辨疑各家之说，认定达23类之多，另有关于针剌、灸疗与按摩的治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二本）。从甲骨文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可以领悟，在此前更早的上古，天人合一观念的雏形与医疗思想的萌芽。
中医学以其特有的文化意蕴以及其历经数千年而能完整的、系统的、不间断地传承到21世纪的今天，这在世界古医学中是独一无二的。作为具有本土性的知识体系，它突出地显现出传承性、系统性、务实性、稳定性与相对开放性等重要特征。
中医学要按自身规律发展
《剑桥医学史》的作者罗伊·波特说：“西方医学的根源似乎十分相似于中国、日本或印度医学。早期的西方医学，如我们所提到希腊医学，尤其是希波克拉底和盖伦，都是一种整体医学；它强调心与身、人体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它非常重视保持健康，认为健康主要取决于生活方式、心理和情绪状态、环境、饮食、锻炼、心态平和以及意志力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个传统中，要求医生应当特别重视研究每个病人个体健康的特殊性和独特性。它关注的是病人而不是疾病，强调的是病人和医生之间的主动合作。”
罗伊·波特指出：“今天的西方医学与众不同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它背离了自己的传统，走向了新的方向。”作者向世人提醒：“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正如对西方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体制大张旗鼓地批评一样，对西方医学的批评声音也日渐增强，并以某种方式谴责西方医学体系太技术化取向、太非人格化、太体制化、太高技术化、太科学化、太官僚化，谴责它考虑更多的是医学职业的发展而不是病人的利益。在过去20年里，西方已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回到西方医学传统的起源，同时也开始从上面所提及的东方医学传统中寻求另一种医学的智慧。”
《剑桥医学史》的作者给我们提了个醒，应当避免古希腊、罗马等西方古代整体医学的核心价值和精神散失的历史重演，不能重蹈希波克拉底、盖伦医学核心价值和精神大厦塌踏的覆辙，中医学还得按自身的发展规律走自己的路。
从世界医学史中似乎可以看出，中医学在产生的时代与历史空间与亚美尼亚医学、古埃及医学、古希腊医学、古印度医学有一定的共性，而与文艺复兴后产生的近代医学却不在同一个时空坐标系上。中医学的积累、传承和发展与西方医学的覆盖、更新、发展道路不同。从古希腊、古罗马医学的消失，我们是否能从中得到一点警示：研究中医学的人和管理中医学科研的人，决不能在漂亮口号与时髦“课题”的掩盖下，把中医学术缓缓地“格式化”和慢慢地“覆盖”。
我们要珍惜中医学的过去，爱护中医学的未来。洛伊斯·N.玛格纳以羡慕称赞的口吻说：“中国不仅以民间药方的形式，而且以成熟和受人尊重的方式保持了它的医学传统，在某种程上这种独一无二的稳定性要归功于对过去的深深崇敬和可能有着6000年历史的文字记录系统。”对中国的本土医学，我们要以敬畏的心态依然“深深地崇敬”。我们这一代人只能为中医学大厦添砖加瓦，不能拆砖卸瓦，更不能偷梁换柱。既不能用硬方法摧毁，也不能用软方法戏说。我们有责任用心仔细地爱护它，保护它，传承它，发展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