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却隐藏着重大疾病”的科学事实，造成了中医理论“无形无患”背景知识范围内不可解决的科学问题，揭示出与中医不相容的反常事实。
“辨病论治”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确立，将引进西医学对疾病的微观认识和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诊断疾病的方法，弥补中医微观认识的缺失。
任何科学理论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随着科学实践的发展，“反常”问题会逐渐暴露出来。所谓“反常”，法国化学家库恩说：“反常现象就是不符合预想的现象，就是与范式的预期不相符合的现象或者无法用范式作解释的现象。”新历史主义者拉里·劳丹系统地探讨了反常问题，认为寻求反常和解决反常是科学事业存在的理由。可见，“反常”是科学家们在科学探索活动中，发现的一种在已有理论的背景知识中，不能解决的科学问题。它表明现有理论体系的不完善，或某些公理或定律的缺失，造成认识上的矛盾。由于理论具有一定的弹性，我们可以通过理论的局部调整，增加或修改辅助性假说，来排除反常。
中医采用“司外揣内”方法建构理论体系
中医理论形成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黄帝内经》问世奠定了中医理论体系的结构框架。两千多年来，中医理论处于连续积累性发展，并经历东汉末年《伤寒杂病论》创立的辨证论治、魏晋隋唐时期的分门别类研究、金元时期的流派纷呈、明清形成温病学说等四次飞跃性的发展，中医理论渐趋成熟和稳定。但随着现代科技和西方医学的迅猛发展，许多无症状性疾病被揭示，如无症状性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以及许多疾病的早期甚至中期都没有明显症状、甚至根本没有症状。成为中医“司外揣内”背景知识中无法解决的科学问题，即反常问题，对中医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医学的科学认识活动，起始于中国古代，由于当时可供人们来观察生命运动的条件和手段的匮乏，致使中医学是以研究人体生命运动的生理、病理征象为切入点，来把握生命运动状态的。中医学擅长对表现于机体外在“象”的观察和利用，望、闻、问、切及四诊合参，充分地启用了感知系统的潜能，捕捉生命运动的外在征迹、征象，来发现和总结外在征迹（生命现象）与生命运动以及疾病变化时机体所处状态间的内在关系。对药物所具有的四气、五味、功效及方剂疗效的确认，也都是通过观察人体服药后表现于外的征象来概括和证实的。通过对机体外在征象的观察、辨认、分类，形成概念，进而判断、推理机体所处的状态。中医理论中的一些起着决定学科性质的支柱性命题和方法，如“以形正名”（形成中医理论概念的原理和方法）、“以象测脏”、“审症求因”、“辨证论治”，无一不是凭借机体外在形迹征象而形成，进而实现了对人体生理、病理活动把握的。《素问·六微旨大论》一语道破天机，说：“无形无患，此之谓也。”
由此可见，中医学是通过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及治疗用药过程中反馈于外在的征象（症状、体征），把握生命和疾病所处的状态，来防治疾病、延长寿命的医学科学。经过两千多年经验的、理论的知识积淀，积累了大量的反映人体生命、疾病状态的生理、病理征象形成的科学概念、科学定律，采用“司外揣内”包括以象测脏、辨证论治、审证求因等方法，建构起一个完整的与西方实证医学截然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应吸纳微观辨证和辨病论治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特别是西医学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与方法，使许多无症状性疾病或早、中期无明显症状的疾病昭然若揭。“无形（症状）却隐藏着重大疾病”的科学事实，造成了中医“无形无患”背景知识范围内不可能解决的科学问题，揭示出与中医现有理论不相容的反常事实。科学哲学认为，科学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中“反常”的出现，说明现有的理论中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或局限性，这种问题依靠对理论枝节的修修补补已不能解决，必须从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上重新加以探讨。
科学理论的进步是通过消除反常、解决反常问题而进步的。所以，当代西方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说：“科学只能从问题开始。问题会突然发生，当我们的预期落空或我们的理论陷入困境、矛盾之中时，尤其是这样。”
那么，中医理论应如何排除反常，解决中医理论与科学事实的矛盾，使中医科学理论进步呢？中医理论要排除“反常”，需要改变中医理论单纯依靠机体外在“形迹”，通过“以形正名”、“以象测脏”、“审症求因”、“辨证论治”，来把握人体生理、病理活动的理论模式。应将“辨病论治”纳入到中医学的理论框架之中（辨病的“病”，是指西医学的疾病），同时增加“辨体质论治”、“辨遗传病史论治”，与“辨证论治”共同组成中医理论的诊断、治疗理论体系。
“辨病论治”概念虽在传统中医理论体系中已存在，但“病”是指中医学的病名，如麻疹、水痘、肺痨、肠痈、痢疾、消渴等，这些疾病仍是通过机体的外在病理征迹进行诊断的。然而，为排除中医理论的反常问题，要解决“无形无患”、“司外揣内”背景知识与“无形（症状）却隐藏着重大疾病”的科学事实间的矛盾，辨病论治的“病”，是指西医学微观诊断的疾病。因而，“辨病论治”概念及理论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确立，将引进西医学对疾病的微观认识和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诊断疾病的方法，为中医理论植入了微观生理、微观病理、微观诊断、微观药理的手段，弥补中医理论微观认识的缺失，消除中医理论“无形无患”命题以及“司外揣内”方法的不足。
事实上，“辨病（西医疾病）论治”，在近几十年的中医临床实践中，许多有识之士已有深刻认识，并且在临床实践探索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如已故的中医药大家姜春华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已提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他说：“既要为病寻药，又不废辨证论治，为医者须识病辨证，才能做到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精华，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他曾举例说，有些病，证好了，但病未愈，而又无证可辨，如慢性肾炎常可见到诸症皆愈而化验蛋白尿没有消失，就不能解决问题。再如，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也说：“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的特色，也是中医诊治疾病的主要方法。但是，医学总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我们应当不断丰富和发展辨证论治的内涵。因为中医在宏观、定性、动态方面的研究是有其独到之处的，但在微观、定量、静态方面的研究则有所不足。所以我们要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还要注意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才能进一步提高疗效”。
可见，将“辨病（西医学疾病）论治”纳入到中医理论框架结构之中，有着坚实的临床实践基础，也是对近几十年来中医临床研究成果的理论概括和升华。
综上所述，中医学的诊断、治疗体系，由辨证论治、辨病论治、辨体质论治和辨遗传病史论治所组成。形成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病证结合）、辨体质与辨证相结合（体证结合）、辨遗传病史与辨证相结合（史证结合）的病、证、史、体质多层面、多角度认识和征服疾病的中医诊疗理论体系。
将“辨病（西医学疾病）论治”、“辨体质论治”、“辨遗传病史论治”、“病证结合”、“体证结合”、“史证结合”等理论和方法，纳入到中医理论体系框架之中，中医学的特点不再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中医学将发展成为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实证与思辨相结合、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之现代中医药学。如何使宏观与微观、实证与思辨、辨证与辨病有机地结合，中医学共同体尚有很长的研究探索之路。
让我们解放思想，排除中医理论的“反常”问题，迎接中医理论的科学观念、研究模式以及研究活动方式的变革，推动中医学的现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