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素》是清代学者俞正燮氏所著，俞氏字理初，安徽黟县人，生于乾隆己未，卒于道光庚子。《特素》收人于他的《癸巳类稿》中，《类稿》卷四为《持素》的“脉篇第一”，卷五为“特篇第二”、卷六为“证篇第三”，并附以“持素毕”一篇。全文十余万字。俞氏虽非专业医家，但学识非常广博渊深，他著《持素》是取《灵枢》、《素问》原文，根提脉学的要求，予以系统编排并附以必要的察语和经史子书之说，予以阐发，并不采用后世医家言脉之说。他引《内经》是全部引用经络学说内容的，可证他亦是以脉诊的脉为经脉的脉的。
《特素》的目录和他写作的动机等都在最后所附的《持素毕》中。文为：“目录日：昭乎哉圣人之仁也，上世谆意在心，人神相语，移精祝由，先巫是用，神农氏当药分品，上以养命，中性下病，垂利万世，黄帝坐明堂，正天纲，岐伯、伯高、鬼臾区，少师、少俞、雷公以开敏之才留意性命（僦贷季，理色脉，通神明），时则已有《脉经》上下篇，《脉要》，阴阳奇恒比类从容，尺寸本病人事治数颇著其略，钩沉拾遣与鬼臾区积考十世、天元册文太古文章并奇作也。其时学者受师未终特以乱经迷诊夭人长命，黄帝哀焉，乃垂圣虑，勤树天度，以道求运，以运证病，经络孙隧，毕有道里，宗气营卫有生之常，针灸之外，汤药至齐，诊有大方静候气口，又分贫富劳佚，肥瘦男女婴壮勇怯，动痔主病，移病传病，久病新病，奇病大奇，广设形证以求其台，要道用全，万投万中。汉初犹传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后人俑其文字，得一两篇，便以名术挟技萦赂、自谓奇特。”论述汉以前脉法的渊源授受和内容甚悉，并给以绝对的肯定。继谓：“越人《难经》、佗脉、谧针，皆习黄书，编录以意，脏六腑五，心为厥阴，徒取口给，用以诊候，违乎远矣！越人者，自求表异，是以更名自功，伎黄帝义淆，佗业已焚，《中藏》数篇，出于杂缀，诊候之法，尤异古经，谧颠倒是非，六艺所传核之三古得谧作伪，又复窜改医经绝人性理《甲乙》所列，杂以《难经》，文复义悖，乃引《易》日，‘观其所聚，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岂非寒食散发逆理背常之书乎？张机生于季汉，有用《素问》医术能贤斯人而已。世多粗工，不传其业，读《伤寒杂病》文理并妙，中杂王叔和言，关于脉名异于正术，然治本仲景亦未大损。”可见俞氏是只宗法《素问》、《灵枢》及《史记》所提到的扁鹊脉法的。
对于《难经》、《甲乙》都持反对态度，华佗之说l认为不可靠，只肯定仲景一人，但《史记》所记的脉书上下经等等世已无传只是说说而已，而仲景亦是参用了一部分《难经》诊法的，所以俞氏的主张最后只能是肯定并取法灵素而已，在这种思想认识的原则下，当然对于以后的脉法亦就是自王叔和以下就都是不足取的了，所以他说：“叔和《脉经》，宗贤所叹，今得览之，正复愚谬．人迎直脉，上颈下胸，居然不晓，余所抄集，亦有迷瞀诈病处，仲景戏谑，亦采为经，何以示则！”俞氏欲复古脉法当然要否定以王叔和《脉经》为准则的后世脉法，这是没有疑义的。对于《脉经》以后的脉学原则上亦是一律对待的，说：“王冰、林亿，校注古籍，拉彼人此，使之淆乱，然王氏颇能旁徵明堂，惠贶后学。晁公武乃谓《灵枢》晚出为冰抄摄谧书，是与谓《中庸》抄撮《家语》不全者何异！
刘完素有《素问元机原病式》、沈作喆尝取二经论天人之奥者，离之合之正是之。医士李果、罗从谦、滑寿、丁瓒、汪机、张介宾、汪昂又仿《难经》、《甲乙经》离析章句，自为篇第，夫物不分则意隐，诸君才力，未足以语此，譬之薛薄人海，未能得宝，得见洪涛，与靡竭鱼，亦可谓之志土也。”可以说对后贤的批评是非常尖锐的。他对脉法的观点是：“人生受形，头腹手足，经脉十二，络脉三百六十又五，天运风湿热火燥寒，持脉急缓大小滑涩，此古今所同，医所循用也，徒以采择不审，条分不当，末学不复推求，谬云师说不同，至谓血气亦有改革，方书处病，展转畈引，题以经日，而失其句读，经或实无其语，《灵枢》经脉，明言经脉动病脏腑脉骨筋气主病，《素问》刺疟，明言经疟脏疟，自《难经》以下，均经脉脏腑，不知是二，随意摭采惟古有训，具在简扎，可覆视也。《汉志》，《黄帝内经》十八篇、《针经》九、《索问》九也、《针经》分见《隋书·经籍志》目，庸又谓之《九灵经》，一书二名者，注说家自为名目，《索问》与《灵枢》相应，《素问》名义，如素王之素，黄帝以大神灵遍索先师所习著之精光之论，仍复清藏慎传，古人刑名八索九邱，素索邱，皆空也，刑病皆空设之，欲人不犯法，不害性，故日汤液醪醴为而不用，呜乎！岂不仁哉！肆有庸医杀人由所受多妄，故采二经为《持素》，经脉十二，取济作胶，惟其用耳，江海虽大，非所及也，庶比仲景用之之功，且无失仁圣名素之义，亦冀聪明英妙之士合而正之。”俞氏虽无过分信古之处，但其见解有高过历代医家之处，在古脉法的挖摄研究上，亦具有不可忽视的功绩。
随后是俞氏为《持素》所写的自序，谓：“序日：右凡三篇四十五部悉采《灵枢》、《素问》；使成一家青，斟酌经义，文约法存也。人通天地，中列三才，去泰去甚，灵气往来，烝烝圣帝，情见乎解，哀念众子，说叉说之，家别流分，儒生不好，工师执笔，答问颠倒，乱我孔籍，又乱黄书，背常逆理，罪在魏儒，村翁以来，至于小生，币月寤思，庶几神明，用经用证，以伦以次，不烦极论，毕陈古谊，我舒愤懑，去则无欺，中人以上，可以与之，脉篇本也，持篇法也、处脉处方，在四时应持，五脏应持也，处脉有时，默念在心，在胃气应持，运气不应持也。及其持时，乃取证篇，决别疑似，广神智也，胃气真藏，与经脉证，分别部居，一知生死，一知病处，治十全也，脉意微妙，证有定方，勿妄诠也，君子怀刑，有律篇也，医师慎此，盛贿美誉，又延年也，言不过辞，动不过则，将以仁术，受福于天也。”俞氏信古甚茑，于《内经》研讨极深，引据古籍乃至当时能见到的西医学说相互印证，有很多精辟见解，不周于后世医家之成说。在“脉篇”中，例如对《灵枢·经脉篇》的“脾之大络‘大包’，出‘渊液’下三寸、布胸肋，此脉若罗络之血者”。附案语说：“案罗络之血者，谓脉散也。西洋人身图说，亦有此络，而谓肝主，脾则无取尔已。”又如《素问·刺禁》：“七节之旁，中有小心。”附案语说：“案：肾当十四椎下，十四椎为命门，自下数之，则当七节为肾，《刺禁》言肾藏，近命门也。《难经·八难》云：生气源，十二经之根本，谓肾闯动气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呼吸之门，三焦之源，一名守邪之神，故气者，人之根本也，根绝则茎叶枯，寸口脉平而死者，生气独绝于内也。然则命门之气不应诊。‘三十六难’云：‘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三十九难’云：‘其左为肾，右为命门。’故言脏有六，三焦不属于五脏，故言腑有五，则新出名义。《五行大义》引《河图》云：‘肝心出左，脾肺出右，肾与命门，井出尺部。’此汉魏史局增益纬文。晋人王叔和《脉经》和之谓右（尺）命门而平妊娠分别男女云尺脉左偏大为男，右偏大为女，何缘女商男下，男为水女为相火乎？是知命门为肾所居，脉则两尺皆肾，无所谓左水右相火也。”叉如关于冲脉引《素问-骨空论》：“冲脉者，起于气街，并少阴之经，攘齐上行，至胸中而散。”下附案语谓：“案气街，亦作气冲。即挟横骨寸一是也。督、任、冲为表里，督脉起横骨也，气街上无少阴经，故《难经》云井足阳明，然胃经由腹至气街，非由气街上行。详求经义，起于气街，并少阴之经是-句，言肾脉之下行者是冲脉也，挟其上行至胸中而散是一句，言冲脉为腹脉法合任脉也。则《难经》为专改古籍。《脉经》言冲脉者，起于关元，循腹里直上至咽喉中，亦违占法。”都可证。又如引证《说文》、《左传》、《千金》、《白氏六帖》、《容斋三笔》、《东医宝鉴》、《搜神记》及《中藏经》、《脉经》等书以论辩《内经》经文涉及膏盲、膈、膻中、心包、三焦等问题，条分缕析，厘正谬误，经旨以明。又如对《灵枢·脉度》、《灵枢·根结》所下案语谓：“案：依计前后左右气一周者，至头六，至手六，至足七，周背腹一，今营气一周，至头二，至手二，至足三，周背腹一，古人于此犹有未宣之隐，且脉曲行，《说文》云：脉血理分邪行体者，不可以形体上下尺寸计也。脉度根结之言，难人持气口中，采于此广异闻焉。”可见俞氏治学的实事求是精神，并不盲目信古，亦不为古人讳，见解高出专业医家很多。又如释《灵枢》三焦为孤府说：“《河图》云：三焦孤立，为中渎之府，与此本输文同，然三焦与膀胱，俱为水府，本输盖言三焦，乃中渎之府，而下焦又与膀胱为肾府，故曰是孤之府，孤府如玉机真藏沦言：脾者孤藏以灌四旁之孤，《难经》三十八难言三焦外府，三十九难言三焦不属于五脏，未之思也。”释孤府之义甚确。都说明俞氏学问识见之非一般医家所及，其书亦非后世医家所及。但圃于时代观念亦时有迂腐之见，如对《灵枢，经水》关于解剖问题之文，“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云云一段，本来是祖国医学极其光辉的内容，俞氏所作按语云：“案：此文奇异，古亦有奇术。”接着引《史记》、《魏志》、《列子》、《西京杂记》、《唐语林》、《邵博闻见后录》、《就山志略》、《汉书》等书证实解剖之学历代都有人在研究或实践，尤其是宋·范镇的《东斋纪事》，郑景望的《蒙斋笔谈》所记“欧希范五藏图”，对医学发展贡献很大，俞氏所搜集的历代解剖学文献是非常系统全面的，但他狃于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对解剖学持着不人道和必获恶报等陋见，所以得出反对并批判解剖学的谬论，最后说：“盖医仁术也，当知所存心，医生机也，当知所以取法矣。”俞氏的学识可钦他的这种顽固保守的态度却是不足取的。
在卷五的“持篇”中，认为天府动脉与乳下（左）都是谈“宗气”的脉，关于人迎脉引《灵枢·本输》等以说明之，并谓：“案：《难经》七难有‘太阴之至，紧大而长，少阴之至，紧小面微，厥阴之至，沉短而敦。’后之论者，谓《素问》古本所有，今乃脱落（指《素问·平人气象论》只有三阳脉至之文而谈三阴），不知《素问》此条，言人迎六阳脉，并无六阴，若寸口六阴，则有弦钩平体，安得谓肺脾，紧大而长，岂不死乎？以此知《难经》不可用，后之《素问》注说，多由之致味。”其言亦甚辩。对于人迎在喉，寸日在手诊法，援引《灵枢》、《素问》之文很精到，并谓：“检《宋史·庞安耐传》云：‘察脉之要，莫急于人迎寸口，是二脉阴阳相应，如雨引绳，阴阳均、则绳之大小等，故定阴阳于喉手，配覆溢于尺寸，寓九候于浮沉，分四温于伤寒，此扁鹊开其端，予参以《内经》诸书，考究面得其说。’据安时此言，以得人迎为刨获，而《脉经·脉法赞》云：‘肝心出左，脾肺出右，左主司官，右主司府，左为人迎，右为气口。’人迎脉亦不知，何以谓之《脉经》矣。”从名义上批评的是很中肯的。在络脉侯中附案语说：“候络则色候也。”对于络诊及色脉诊可谓“一语中的”。在气口应候的案语后附引（说文》：“人手节却十分动脉为寸口。”这个位置正是“高骨为关”的位置，为医家之书所未指明。这可德是因为古代诊寸口其位置是如所周知的。但后来寸口脉分为寸关尺后，那么古人单言寸口究竟是什么部位，就无法说准确了，所以俞氏引《说文》此语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许慎是汉人，其言当有所援。在“胃气真藏脉应持”案语中说：“脉书知有胃气，不能援求，但求速化，以证为脉，始有纷纷名目，不悟气与证，有应实者，有应虚者，有应在表在里者，非脉名也。脉气自脉气，证自证，互求为治，不可并之。”亦说出了后世脉法在审常达变中存在的问题，在“气血形色阴阳脉名持法杂比略例”的案语中提到，《史记·仓公列传》中的阳庆传扁鹊脉书，以五色诊病及药论，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诊石神，接阴阳禁书，其治病所引有脉法日，及扁鹊论曰等等，又引其所涉及到的脉名脉形等。俞氏谓：“其文奇纬，台之《内经》，知三代前书，非如后人医案其持法杂比略例，举其凡，六条于左。”于是又引《内经》经文六条以与仓公传中之脉法相印证。以上均可见俞氏对《内经》持脉方法信之笃，究之深。
卷六为《持素》证篇，按经络脏腑分别辑录了《素问》、《灵枢》的有关病证的经文，有时加案语亦是引经史古籍相互印证，涉及李果等人时亦不涉爰他们的医学著作。由此可见俞氏不但不接受后人的脉法，连后人的医书病证等论说及发展亦是持不承认的态度的。总之俞氏学究无人信古尤笃，论脉独宗《内经》下及仓公仲景面止，至于华佗他认为传世之文不可靠（《中藏经》确是伪书），对《求经》、《脾经》援理引经驳正其失。认为从原则上就是不足取的，至于后世诸家则更不在话下。俞氏不迭后世之变，亦不能理辩后世脉法发展前进的优点，固然是他过分崇古之失，但对于阐发古脉法，时时有创见高论．则是不可湮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