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在漫长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拯黎元于水火之中，护佑华夏子孙健康强盛地繁衍生息几千年之久，在许多流行病、慢性病以及保健预防方面的优势可谓举世共睹。因此，在环境日益复杂、健康形势愈发扑朔迷离的今天，现实对于中医药的需要性不容置疑。
现实环境需要中医药医学模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医源性、药源性疾病激增，人口老龄化，疾病谱改变等一系列威胁人类生态的问题日益凸显，形势紧迫。在如此恶劣的情形下，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内科教授恩格尔（O．L．Engel）在1977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需要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的挑战”的文章，批评了现代医学即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指出这个模式已经获得教条的地位，不能解释并解决所有的医学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而在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新的医学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中医学的模式在本质上与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几乎不谋而合，它十分明确地强调和包含了作为完整的人的健康和疾病的各个基本方面。毫无疑问，立足于整体观念对人体身心及外部环境进行全面考量的中医学在解决人类健康问题上具有强大优势。也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瞄准了象征着“和谐、绿色”的中医学。
现代医学需要中医药填补缺憾
历史上，现代医学曾有过辉煌的战绩。20世纪，随着一系列抗生素的发明，“现代医学三剑客”维生素、抗生素、激素似乎无坚不摧，它们携手为人类健康打下过一片碧海蓝天。这一振奋景象曾被世界著名医学家兼科普作家刘易斯·托马斯在其名著《水母与蜗牛》（1979年）中动情描绘：“现在，细菌可以用抗生素杀死，病毒可以用疫苗预防，癌症可以用手术、化疗、放疗，而且不久将攻克。享有完善的医疗保健福利的美国人民，所面临的‘恼人事儿’，只是如何对付慢性病例，例如关节炎的折磨，和考虑人生百年之后怎样无疾而终。”这样的话令现代医学界振奋不已。
然而，就在现代医学界欢欣鼓舞之时，1980年美国境内出现的第一例艾滋病就将狂傲的人类打回原形。时至今日，艾滋病已然席卷全球；各种新老传染病依旧四处奔袭兵不血刃；而癌症仍坐拥头号杀手的称号傲视群雄；慢性疾病亦对人类紧咬不放。在这种情形下，单纯对抗的治疗医学越来越像一场毫无意义的拉锯战，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于抗病的饕餮之腹，而无法换来长治久安。我们在应对疾病的过程中本就不应该方式单调、手段单一，现代医学所缺少的恰恰就是中医药学所讲究的调和观念。调和与对抗作为不同的医疗手段应该像DNA的双链螺旋一样交织进步、互促公稳，才可以尽量全面地维系健康。
医疗任务需要中医药防治优势
就医学来讲，本就应该执行“保健”和“恢复”两个方面的医疗任务；而从解决人类健康问题的角度来说，医学理当侧重养生保健而非治疗恢复。但现代人的做法却通常本末倒置，也正是因为这样而造成了医疗上资源无穷无尽的浪费和健康上抗病永无止境的博弈。与其追逐疾病被动挨打，不如固本培元主动预防，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做起来却并不容易。所幸越来越多的寻常百姓乃至专家、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这点并逐步转变医学观念、改进医学模式，甚或直接全盘接受中医。只有重视养生保健的医学，才是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医学，才不会陷入“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内耗中。中医学崇尚未病先防，据此进行了长达千年的学科发展，故其在养生保健方面的优势毋庸置疑，在此思想指导下所具备的宏观全面的保健优势将是未来执行医疗任务过程中必须而首选的，故而中医中药必将在未来的健康领域中大放异彩。
总而言之，中医中药的存在是人民健康的需求体现。首先它在临床中确实在某些疾病上取效过人，其次其医疗模式较为先进、全面，还在养生保健方面颇具优势。这些决定了它的存在必要。笔者曾经不止一次地说：中医中药与现代医学并非一个是过去式，一个是现代式，不是一个取代另一个的关系，而是包含关系，现代医学应当接受并拥有中医中药的内容，很多情况下甚至应当把中医中药的内容作为主导。中医中药是传统的，却也是现代的，它源远流长，而且生机无限，它因为需要而存在，也必将会因为存在而更为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