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和西医与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虽同是为了救死扶伤，但差别非常明显，可通约之处甚少。比较中医与西医，是近代西医传入中国后医学工作者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都关注的课题，甚至是普通老百姓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内容。中医与西医是不同文明下的产物，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是工业文明时期的中医该走何种道路仍在探索之中。
中医与农业文明
中医成熟于农业文明时代。农业社会的一大特点是分工不明确，这在社会各个领域都有体现。在政府层面，以县为例，一般一个县设县令一名、县丞一名、衙役捕快若干，就肩负全县税收、治安、司法、教育等各项重任。在生活层面，以做一件新衣服为例，若从源头开始，就要经历种棉花（或养蚕）、纺纱、织布、染色、裁剪、缝制等程序；若从买布开始，裁剪、缝制也完全是一人独立完成。量体裁衣，在医学上形成了辨证论治个体化的诊疗法案。
中医处处烙上了农业文明的印记。古代医生是个下九流的职业，政府也没有医学教育的计划，导致可能方圆数十里甚至数百里也只有一位医生，这惟一的医生就是这广阔地域成千上万老百姓的健康保护神。一人身兼医生、护士、药师数职，其中的“医生”是一位全科医生，除了接生，服务内容为内外妇儿五官正骨等各科，其中的“药师”对于药材的采收、炮制、制剂也要亲力亲为。尽管可以收若干徒弟，也是没有明确分工的，不可能是师父专看内科，徒弟专看外科。
中医用的药按来源可分为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加工药（如豆豉）四类，其中前两种的种植与养殖就是属农业的范畴。徐灵胎曰：“凡药之用，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质，或取其性情，或取其所成之时，或取其所生之地，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故能补偏救弊，调和脏腑，深求其理，可自得之。”古代医药不分开的教育模式有利于学习药学知识，常年进山采药才能熟练掌握色、味、色、形、质、性情、所成之时、所生之地，“药有个性之专长”，这样用药才更精准，“屡用达药”。
在医学的教育上，家传或师承是主流，自学亦有成才者。由于医学是与生命打交道的，师父是要严格挑选徒弟的，“非其人勿传”，宁缺毋滥。从始至终，都是由师父一人传授，因此徒弟的医学思想与师父保持高度一致，如果对后代影响较大者，当代学者把这归为医学学派，如历史上著名的易水学派、丹溪学派。
西医与工业文明
西医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工业社会的特点是分工越来越细，也因此需要合作。在政府层面，一个县有公安局、财政局、税务局等或多或少的部门，有时一件任务需要多部门配合才能完成。在服装厂，一个工人有裁剪的，有缝制的，有钉扣子的，有熨平的……一套衣服从原料到成品经过了多人的手，大家相互合作才能完成一套衣服的制作。成衣根据大多数人的身材分为有限的几个型号供消费者选择，这样就造成一些特殊身材的人在市场很难买到合适的衣服，如姚明就不得不定制。
医院作为西医的诊疗场所，也是需要分工的。有管理的，有医生，有技师，有护士，有药师，而且分科越来越细，一位医生只负责某个系统疾病甚至某个具体病种的诊治。在医院住院，要在多个科室之间来回辗转，如要诊断出肺癌，就要至少经过呼吸科（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化验科（肿瘤标志物）、放射科（胸部X光、CT等）、病理科等各个科室，若是老年人多系统病变，估计整个医院都要跑遍，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这所有的工作。
西医用的药主要是化学药物，能够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一种新药在正式运用于临床之前，必经多次动物实验，经数据统计有效安全才能上市。所以，同一种病，无论男女老少用的药几无差别。西医的诊疗是有严格标准的，因此才会有主治医师和主任医师开的处方不会有多大差别。
医学院校是培养医生的惟一渠道。医科大学可根据实际需要有计划的培养，因此可保证医院能够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医科大学的老师只教授一两门课程，甚至数位老师共同主讲一门课程。医学生不会制药那是正常现象，他们只要学会药理就够了。
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中，西医数十年前就已取代中医成为主流医学。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农业的基础地位都是不能动摇的，中医作为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也是不可替代或取消的。但是，中医的临床、教育、科研、管理都在走西医之路，导致中医后继乏人乏术，这与社会的变革是有关联的。中医到底该坚持原则保持原貌以焕发新春，还是该凿七窍以适应现实，实在不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但是疗效重于形式，也是中医存亡与否的关键。
